一九四八年十月下旬，晋中平原寒风凛冽，前线指挥部里电话铃骤然响起。外线报告：“太原外围已全部封锁，敌援无望。”徐向前放下话筒，沉默了几秒，他抬眼望向北方，脑海里却闪过九个月前的另一幕——延安窑洞里，毛泽东伏案写下“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”八个大字时，泪水滴落在宣纸上的声音。
回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，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还笼罩在拂晓的薄雾中。阎锡山保安团冲进村子，用铁链拴住年仅十五岁的刘胡兰。敌军头目低声讥笑：“小丫头，识相的就说出地下党的名单。”刘胡兰抬起头，声音清亮：“名单？就我一个。”简短的一句话像石子击水，激起敌人凶残的狂怒。刀光一闪，鲜血染红了雪地，刘胡兰倒下时面朝东方，天边第一缕晨光刚刚露出。
消息当天夜里送抵延安。负责值班的机要员只敢轻轻推开窑洞的门，把译好的密报放在桌角。毛泽东拿起电报，眉头瞬间紧锁，随即红了眼眶。那名值班员回忆：“主席的手在抖，他深吸一口气才提笔。”最终八个遒劲大字落定，笔锋透着悲痛与决绝。随后，他命人把电令送往晋冀鲁豫野战军总部，指示徐向前：“务必彻底解决阎锡山集团。”
刘胡兰为什么会成为敌人重点抓捕的对象？答案藏在她短暂而炽热的十五年里。她出生于一九三二年的山西贫农家庭，父亲刘景谦常年替八路军运送粮盐。西安事变后，抗日民主政府在当地推行减租减息，刘家终于能勉强填饱肚子，这份切身的改变让一家人对共产党充满信任。十岁那年，她当选儿童团团长，给前线递送情报；十三岁，她跟随游击队上阵，抬担架、送弹药，一点也不迟疑。抗战胜利后，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，国共矛盾骤然升级。阎锡山趁机向根据地反扑，云周西村成了血腥镇压试点。刘胡兰自愿留下接应干部转移，最终被捕。
令人唏嘘的是，被俘的十六名乡亲中，刘胡兰最年轻，却是最不肯低头的一个。敌人用枪口抵住她的额头，她只回了四个字：“怕死不干。”一位在场的老乡后来回忆：“她说话时声音不大，可几百号围观的老少都听得清清楚楚。”那一刻，这个未成年的姑娘用生命守住了整村的安危。
电报传到前线后，徐向前立即着手调整部署。他算过阎锡山的底细：三十三万正规军，装备美械，背靠太原重兵工厂，看似铜墙铁壁。然而阎氏军心早已浮动，大量士兵厌战思乡。徐向前命令中野第四纵队南扼榆次，北断忻口，自己则率主力猛插娘子关外线，形成三面合围。有意思的是，出发前的动员会上，他拍着地图说：“阎老西要的不是谈判，是吞并。咱们要的也很简单——讨个公道，把账算清。”
战火蔓延至四十八年春末。榆社、祁县相继失守，太原外廓工事岌岌可危。阎锡山调集残部固守东山要塞，寄望“美援来舰”与解放区内部的粮荒能救他一命。事实证明，这是奢望。随着人民解放军炮火逼近，太原城墙像风化的黄土般崩裂。四月廿四日拂晓，总攻发起，三小时后东山制高点插上红旗。阎锡山换上平民衣衫混出城门，仓皇逃往南京，只带走少数卫兵。
战后清点战俘三十一万余，堆叠如山的枪械被溶解重新铸成新中国的第一炉钢铁。许多战士在缴获仓库中发现当日阎军押解刘胡兰等人的档案，纸页血迹斑驳，字迹依稀可辨。有人默默折好，放进怀里，说要带回去给她的父母看。那位父亲此时已在地方民兵中任职，他抚着女儿的遗物，哑声道：“娃没白死。”
刘胡兰的牺牲迅速被编成传单散发到前沿阵地，也印进后方工厂的大字报。每逢夜间政治动员，战士们端着海碗般的高粱米饭围坐在火堆旁，总会有人大声读那八个字，读一遍，就有更多枪口指向敌楼。不得不说，这股子悲愤与敬仰，成为攻克太原的催化剂。
同样的精神还点燃了更南方的烽烟。浙南平阳的少女郑明德，一九三九年趁夜扛着木箱翻山越岭，把数十支步枪送到新四军手中；一九四一年，她在一次突围里中弹拒绝拖累战友，藏身被俘，最终在敌营严刑之下慷慨赴死，年仅十五岁。地方群众把她称作“浙南刘胡兰”。这些年轻面孔让人意识到，共产党人的队伍里从来不缺“后生可畏”。
太原战役结束后，徐向前奉命南下，两年内，西南基本解放。有记者问他如何看待胜利，他指着胸前的军功章，淡淡一句：“这是多少烈士的命换来的。”随行人员说起刘胡兰，徐向前合掌沉思，良久才道：“她比我们都勇敢。”
一九四九年十月，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礼炮齐鸣。参加开国大典的山西代表团向中央提出一个小小请求：把云周西村更名为刘胡兰村。此事很快获批。次年，山西省教育厅把刘胡兰的事迹编入小学课本，页眉依旧印着那行熟悉的字：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。
从枪林弹雨到书声琅琅，不过短短数年。刘胡兰未能见到的和平，成为后来几代人最平凡的日常；而她用生命捧出的理想，却在太行的山风里，仍旧滚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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